套路多多,购房纠纷如何“有效维权”?******
人民网记者 孙红丽
近期,中央层面多部门发文定调房地产市场,并作出“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等一系列部署,进一步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买房置业是老百姓重要的消费需求之一。让人民群众放心购房,住上更好的房子,诚信守法、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不可或缺。然而实践中,消费者在买房过程中可能遭遇种种套路,一旦交了定金买了房,常常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卖房捆绑销售装修升级包、精装交付货不对板等。这种时候,消费者应该如何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
被“虚假宣传”误导,开发商规避责任怎么办?
近日,来自南京的网友向“人民投诉”平台反映,南京某楼盘在销售时,将小区主大门和会所一楼及景观作为重要宣传卖点,以高于周边楼盘3000元左右每平方米的价格售卖,很多消费者都为了景观买单。但购房完成后,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之前宣传的卖点全部变为其他功能区,且未做任何明确告知。小区景观遭到破坏,实质上房产溢价已经消失,给消费者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
在消费者购买一手房的时候,开发商往往会通过宣传册、微信公众号等,对楼盘及样板房进行宣介。有的开发商还会草拟类似“售楼书、广告、宣传资料不构成要约,不属于交付标准,不具有约束力,双方应以正式合同为依据”的条款。那么,这些宣传和介绍是否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中国消费者协会对此指出,根据法律规定,开发商无权单方在合同中规定广告和宣传资料等不构成合同内容。当售房广告和宣传资料构成要约,即使未写入合同,开发商也应履行相关义务,如未按约履行,则构成违约。
另外,业主如何避免被“虚假宣传”误导?遭遇开发商虚假宣传后又该如何维护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部副主任谢龙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者维权主要的依据是以合同约定为准,但是一般情况下商品房的宣传广告和宣传资料在法律上定性为要约邀请,这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但是,如果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开发商在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以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说明和承诺,并且这说明承诺具体而且确定,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都有重大影响,那么它就构成了要约。”谢龙说,这种情况即使是没有写到合同里面,它也是合同的重要内容。如果开发商违反了这些说明和承诺,那么消费者也可以据此作为证据,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拍卖公告、商业广告和宣传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
举例来说,消费者在售楼处选购商品房时,宣传单上注明的房屋实际可使用面积是约86平方米,实际交付面积却不足80平方米。如果通过宣传资料和其他的相关证据能够看出开发商以房屋实际使用面积作为卖点,从而吸引消费者签约购买,那么可以认为,这个宣传内容构成要约。
谢龙建议,业主需要收集保全相关购房证据,譬如楼书、户型图、小区平面图等宣传资料,或是通话录音、现场录音录像、聊天记录等。
利用“补充协议”加重业主责任怎么办?
“多签了2份《补充协议》,收房时间变了,物业费涨了……”天津某楼盘业主向记者反映,补充协议和购房合同差异巨大。在购房合同基础上添加的补充协议,加重了业主的责任,规避了开发商的责任。
实践中,经常有开发商利用其在房产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在与购房户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时,要求购房户签订《补充协议》,在《补充协议》中多处变更、修改、增加原合同中的主要约定事项。
谢龙指出,这种情况会导致正式合同里的一些条款失效。
“从法律效力上来说,补充条款要高于合同条款,所以消费者一定要对补充协议的具体条款充分理解。”谢龙表示,开发商有义务充分说明每个条款的具体内容,消费者也可以拒绝一些不合理的条款。同时,从法律上来说,一些对消费者特别不公平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当然,具体要根据条款内容来判断。
北京广森律师事务所姜超峰律师提醒消费者,签订购房合同补充协议时要看清其中存在的陷阱,如涉及到交房时间,建议购房人在签补充协议时要明确、细化这些条款,对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形和影响程度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不得不选的捆绑装修,真的合理吗?
在一些地区新房限价的背景下,很多楼盘特别是热门楼盘通过推出装修升级包这样的方式,变相进行组合销售。
去年九月,李先生在北京望京片区看中了一套面积126平米的新房。打算交定金时,销售人员告知,除了首付款,还要准备好买“升级装修包”的钱,否则房子就无法购买。几经协商未果,李先生只能无奈同意。
无形中增加了一大笔支出的李先生很是郁闷,强制买卖装修升级包是违规行为吗?
谢龙对此解释,从法律规定看,任何经营者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都应当明码标价,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也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开发商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销售装修升级包这种行为违背了消费者意愿,侵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虽然拥有拒绝的权利,但是实践中,面对不接受就不购房的情况,消费者仍有购房意愿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如果消费者购买装修升级包,要看开发商能否正常给消费者开具正规的发票。如果不能,说明这个收费是不合理的,那么消费者就可以去举报。”谢龙表示。
姜超峰认为,装修升级包从法律上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合理性还是有所欠缺。商品房买卖是一种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存在欺诈、故意隐瞒等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合同是有效的。
对于不买装修升级包就无法购房的情况,姜超峰建议,购房者若购买捆绑装修的房子,为了自身利益,应要求开发商在购房合同中写明装修品牌、价值标准等,以及如未能达到约定的标准,开发商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精装修货不对板,如何解决?
2020年9月,河北保定的王女士在市内某小区全款购买了一套精装修期房。交房后,发现不仅精装修房与样板房相差甚远,还存在窗户关不严、墙面不平整等问题。尤其是卫生间的瓷砖,很多是空的。
精装修房屋货不对板、缩水、漏水、减配……业主可以主张哪些权益?面对开发商“样板间仅供参考,最终交房以合同约定为准”“出卖人享有最终解释权”的条款,业主该如何有效维权?
姜超峰认为,房屋质量问题分两种,一种是严重的质量问题,比如可能有危险性,入住后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等,消费者可以拒绝,甚至可以要求退房并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一些非严重的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开发商有责任、有义务承担维修责任。
“‘享有最终解释权’这句话本身不符合法律规定。”谢龙称,因为这种格式条款是由开发商事先制定并重复使用的,而格式条款一定要基于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如出现争议,应该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也就是要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
姜超峰说,装修样板房对消费者买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可以构成合同要约。如果开发商明确提示消费者,样板房不是最终交付标准,开发商可以不承担责任。如果注明属于开发商赠送,则也要符合赠送的要求,比如品牌、材质等,否则开发商同样可能构成违约。
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